我曾妄图把犬女变成才女，却遭她的软抵抗。她小时起，我一讲成语故事，叶公好龙、五十步笑百步之类，她就故意打岔，不断问：树叶的叶干嘛读成shè？那多跑了几步的逃兵在想什么？等等。我受不了她的多事，只好彻底放弃在家里私自实施教书育人的企图，并记牢了一个教训———自己不是真懂，就千万别端着架子教人，就算他(她)是小屁孩。她的有些问题，我过了多年才答出来。例如，我到最近才发现，那走百步的对走五十步的一定感到窝火。我是很辛苦地经历两次体验才得到这个答案的。
第一个体验关乎后现代主义。早些年我对人家反复搬运的詹姆逊的话(诸如碎片化、平面化等等)，竟然不太懂。等到好像有点明白时，罗蒂又说后现代主义是个骗局，蒂尔说后现代这个术语有点逗乐，我真想昏过去算了。冷静以后，我承认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个倾向还是值得理解的，就是图尔闵·蒂尔所说的：“被现代主义认为是永恒和普遍的事物，被后现代主义揭示出是特殊的和局部的；现代主义理性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纲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说都是具体的和可变的。”但是，好些后现代主义二道贩子肯定不懂自己到底在讲什么。在后现代主义面前，我觉得自己是走百步者，二道贩子们是走五十步者，专事糊弄我这类不容易很快读到新书的人，同时糊弄他们自己。我对他们挺恼的！
第二个体验关乎城市规划师，我也恼他们。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抱怨，很多城市改造和规划的理论是伪科学，跟医学中的放血疗法如出一辙；而那些被规划者的魔法点中的人就倒大霉了，“被随意推来搡去，被剥夺权利，甚至被迫迁离家园，仿佛是征服者底下的臣民。”我一点也不觉得她说的事离我很远。几年前，我曾在没车的时候就先凑钱在某条道边买了一个车库，盘算着以后有车停车，没车就等车库升值。我怎么也不能预见到，某天某城规师会轻飘飘地说这条道得拉直、拓宽才好看。我真是心惊胆战。一旦政府采纳了这个好看的规划(多半会的)，那排车库就会在一夜之间毫无反抗力地被推平，照惯例我是得不到公平补偿的。为此，我心里不痛快了很长时间，直到在一项农村社会学方面的田野工作中发现很多城郊农民被地方政府迁来迁去，处境更加不妙，我才停止自怨自艾。他们先是被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一概假定为天天盼着做市民，接着再被城规师们的规划魔杖拨来划去，最后统统搬进规划师们认为很漂亮的排屋、高层公寓，可是好些三四十岁的农民在城里找不着事做，有些顽固地要按老样子生活的农民，憋急了就在阳台上养鸡，挖了草皮种菜。我觉得出这种荒谬事，有一半责任得由城规师们来负。
我曾自责这些话太愤青，读了雅各布斯的书才发现一点也不。关于城市与城市生活，很多城规师与普通市民、农民、社会学家们有很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没道理的偏偏常是貌似高明的城规师，称其为“走五十步者”也不为过。以我为例，纵然鲁钝，总还知道城市作为大型的聚居地，并不只是由一大堆住房、道路拼搭而成的，它意味着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活，应该满足居民们的大规模的分工与交换的需要，满足他们的有节制的社会交往的需要(雅各布斯的说法是“人们决定要护卫基本的隐私，而同时又希望能与周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一个好的城市街区能够在这两者之间获得令人惊奇的平衡”)，还要满足其娱乐及艺术的需要，等等。当然，一个城市要满足复杂人群的这些复杂需求并不容易，所以很容易招致各种不满。在相信人类理性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时代，人们特别推崇以科学规划解决城市改造与建设中的问题，其中偶有被认为成功者，如拿破仑三世时奥斯曼主持的巴黎改造，但不幸的是大多数城市改造却令人不满。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雅各布斯揭发说，问题就出在很久以来被大家迷信的主流城规师及其城规理论，奉行的完全是傲慢、害人、与城市社会生活需要拧着来的伪科学：明明市民需要有安全感、便于交往、便于孩子嬉戏成长的活跃的人行道，大多数城规师在设计道路系统时却嗤之以鼻。明明人们需要用街区公园和公共广场在一个生活和功能多样化的地方把不同的人聚集一起，但城规师多半把它视为装点门面的空畅地、增加空气的绿地而已。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应该让有共同兴趣或相关利益的人群很方便地集拢，一个成功的街道、街区势必与周围地方互相交错、互相依赖而不是截然分开，一个地区在城市中能否作为一个民主自治的机构发挥效用，取决于能否有效帮助弱小街区摆脱隔绝状态，为此，一个城市应该造就生动有趣的街道、相应的街道网，并且将公园、广场和公共建筑作为街道特性的一部分来使用，一方面强化街道用途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将这些用途紧密编织在一起。然而，城规师们却偏爱用宽大的交通干道、很大的公园、庞大的办公机构楼群等等将城市一块块隔离起来，另一方面又在同一块地方强化单调性，取消其混合互补功能。还有，城市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创造、保护多样化生活，尽可能给市民提供活跃的街道和经济机制，但城规师却偏爱各种反对多样化生活、扼杀城市活力的办法。说到底，大多数城规师从来不把城市视为复杂生活场所，从来没想过如何通过城规促进城市进入复杂有序、充满活力的格局，而是简单化看待城市，并想法让它符合自己的视觉编码与美学偏好(当然另有少数人把城市视为复杂无序的东西)……
我觉得雅各布斯说得真好、真解气。当然，她的书不是没有一点毛病，比如，写作风格有点絮叨；努力开具的培植城市活力和多样化生活的城规策略与技术，在力度上明显弱于她对既有城规理论的批判。她的全面回归社区生活的倡言，在大都市里总归不大可行。她的书里有一些讨人喜欢的街角社会的小故事。例如：某日在哈得逊街上，她从居所的二楼的窗户看到，街上有个男人软硬兼施想让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跟他走，小孩在反抗。雅各布斯正在犹豫是否要干预，却发现对面肉店女店主走出来，站到离那个男人不远处看着他，“叉着胳膊，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跟着，锁匠、水果店主、洗衣店主等都从左右的店面里出来，不知不觉就把那个男人包围起来。沿街很多窗也打开了，里面有人在盯着他。如果不是最后弄清了这小女孩是那个男人的女儿，这群街坊邻居绝不会任他把一个小女孩拽走。这个小故事曾经感动过《国家的视角》的作者斯科特。我觉得它说明雅各布斯喜欢的街区几乎完全是熟人社区，老农民住在那里多半也会习惯的。可是，即便从来没有城规师捣乱，这类街角、街区在大城市中恐怕也会越来越少，并且难以恢复。但是话说回来，她的感人的小故事让我发现，尖锐只是她的部分性格或外表，她内心所向往的东西其实挺温馨的。这让她的那些不足，在我眼里都成了不足挂齿的小疵。
读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我还使劲想了想有什么“启示”，结果检得两小条。
第一，关于规划与规划师。规划有很长时间成了规划师和政府的修辞———巧妙劝服大家相信城市规划是理性的、科学的、不容置疑的，不知不觉间就接受规划师个人的偏好以及政府的某些控制意图。这类规划并非一概不好。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至少不能迷信它。别的不说，城市生活以及规划理念本身就一直在变化———据蒂尔的《后现代都市状况》的勾勒，已经变了很多，至现在，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要顾及十六七个新要素，诸如全球化庄园、霍斯坦因化(原产荷兰北部的一种产奶量高的牛)、阻禁行为、弹性主义、两极纷乱的新世界、网络资本家、网络工人、文化基因传染、基诺资本主义、世界城、商住小区、网络郊区、虚假信息高速公路，等等。这些新词之多、之难译，让译者抱怨不已。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难道一个或一群规划师划拉出一个深度牵动我们生活的规划，我们还能轻易信任吗？说实话，读雅各布斯的书时，我曾偶尔走神，莫名其妙想起了灰姑娘与魔杖的事。回过神来就想：那魔杖灵的时候，南瓜被变成灰姑娘乘的马车；魔杖要不好使，南瓜多半就变成意想不到的怪东西。手执规划魔杖的规划师不得当心一点吗？要是魔杖一划，老母鸡变鸭，那可比俗话所说的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更让人哭笑不得！
第二，关于城规与政府。蒂尔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规划组织已经成为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所以难怪罗赛勒的《美国城市规划》会说规划实践是一种技术性演练，属于广义城市管理功能一部分。我觉得如此一来，城市规划方面如果产生风险，最终怨不得规划师们。在政府权大的地方，执城市规划之魔杖者的其实是政府，规划师不过是那根时灵时不灵、其实不能保证变出什么好东西的魔杖。说到底，地方政府才应该当心魔杖乱划，真的把老母鸡变鸭，或把灰姑娘变南瓜！
简·雅各布斯于2006年4月25日在多伦多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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