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丛正义论的角度重新理解墨子的时候，心底不禁充满了对他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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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大师级人物”（郭沫若语）中，墨子，好象一直就是冷门。孔孟和
老庄自不必说了，历来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源头和两大精神象征各自拥有一代又
一代绵延不绝的追随者；即使商鞅，李斯等法家一派，也曾在战国晚期和秦代大
大的风光过，并且两千余年后，还被人记得，再次发掘过来，成为“传统文化”
中唯一有幸具有“进步意义”的遗产。但，墨子及其门徒却实在不记得什么时候
得意过，以至于后来竟几乎湮灭了，直至清代一披学者为之整理做注，才得以“
死灰复燃”。但近几十年来，人们留意于墨家，复又稀少起来。我们知道，八十
年代谈老庄成风，后来由于东亚文化圈新兴工业国的形成，“新儒家”也成了炙
手可热的话题，但何尝听说有人对墨子学说表示垂青？以我而言，在上学的时候
，并没有认真去读墨子的念头，偶尔读过一两篇《兼爱》《非乐》也没有引起太
多的思考。
然而，几年前读约翰。罗而斯的有名的《正义论》时，却不经意的想到了墨子。
过去，人们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意义上的论理学，或者说没有伦理哲学
——犹如我们古代有“法”而没有法哲学一样——我们有的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社
会形态下的利益分割制定具体规则的实践论理学，比方说象儒家以“礼”为核心
制定的社会伦常关系。这种论理学只可用于指导特殊现实下的社会生活，无法（
也无意于）提供人类有关“善”的恒长和永久的原则；换言之，一旦社会条件改
变，这种论理学也马上遭到历史的否定——三纲五常的命运正是这样。可是，在
我读《正义论》并第N次联想到墨子时，这种说法在我的脑子里便打上了问号。
以往，关于墨子的评论通常说他的思想是代表“小生产者的根本利益”的。这种
说法流传很广，而贻误甚深。成为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在挖为乏味的套话之一。我
认为只要稍微元元本本的依据墨子本人的言论，是不难看出他的目的恰恰在于跳
出某一阶级的立场，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公正问题提出某些一般性的原则。
实际上，墨子一直在试图表述一种抽象的正义论体系：“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
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寡暴，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
《兼爱下》）这段话包括了一些很清晰的概念——大/小、强/弱、众/寡、诈/愚
、贵/贱……凡此种种，却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现实的几种基本表现形式，即使近代
伦理哲学的举述也不过是如此，而墨子却在两千四百年前总结和提出了这些形式
，实不能不让人惊讶。作为“问题”，它们显然不是特定时代才发生的局域性问
题，相反，是整个人类在追求文明和进步的过程中始终难以回避的若干深横深层
的自我矛盾当墨子将它们一一指出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为中国的先秦哲人高
高的站在普遍人性的立场上，他所探索，表达和希冀接近的，乃是基于和现代西
方论理学接近的“永恒正义”，从根本上消除种种不平等，非平等现实的人本主
义。
当然，以当时社会条件和思想积累水平而言，墨子尚无从就理想正义如何对待非
正义现实提供指导给出某中可行性原则，更不可能象罗而斯那样从；理性的（例
如在“法”的基础上）而非空想的角度，提出社会正义的保障模式，总的来说，
一旦涉及到具体的非正义解决方案，墨子就从社会现实的伟大批评者降低为头脑
简单的空想者。他说：“凡天下祸纂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
者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互利之法易之。”这里暴露出一个
古典人道主义者致命的思想弱点：他们过于看重个人道德的作用，而不懂得不公
正以及由此而来得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其根因在于体制，是非正义的体制造成了
人们不相爱的现实，而非反过来人们的不相爱导致了压迫和剥削。所以，社会的
进步，岂一个“爱”字了得。也决非抱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就是墨子
说的交互利）的良好愿望就可以达到的。必须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次序，才能最
终消除天下的“祸纂怨恨”。就此而言，墨子大谈“兼爱”固然可竟可爱，却与
事无补。
不过，他在《天志》中，却有一个最为闪光的观念，这就是对“力”和“义”的
区分：“‘力正者何若？’曰‘大则攻小也，强则辱弱也，众则贼寡也，……’
”反过来“义正者何若”墨子认为如果人类崇尚义的原则而不是里的原则，就可
以反其道而行之，避免种种人人相欺相压迫的现象。应该说，谈“义”并非从墨
子开始的，孔子才是最早的把她置于基本人性标准的哲人。然而，墨子的创造性
在于他同时把“力”对比的提了出来。对社会和历史持功利主义观念得人，通常
都崇尚“力”，他们应用自然进化论来论证事物的发展必须服从进化论的法则，
强者胜而弱者败。其实，不公正恰恰起源于唯立是崇的的观念，使得牺牲弱者利
益合理化。所以，罗而斯认为，所谓的正义，首先应该理解为：“不承认许多人
享受的较大利益可以楚楚有余的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墨子以“义”构成
“力”的对立面，以具有这种现代正义论思想的雏形。
当我丛正义论的角度重新理解墨子的时候，心底不禁充满了对他的感动。只要想
一想，在两千四百年前那样遥远的古代，竟然有这样一个人，渺渺的独自思索着
关系人类终极幸福和文明的归缩，我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敬意。即使在今天，这
种思考也依然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思考，更不用说可以流行。我想，只有真正悲天
悯人的胸怀，才会关心这一类“无用的问题”。大约也是为了“无用”，墨子的
言论才不象孔孟老庄那样的被人争相谈及罢。但这究竟是墨子的悲哀，还是后代
中国人的悲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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